中新社记者：以陶瓷为引，郑和下西洋引发了怎样的“郑和大交换”？

　　邹振环：郑和下西洋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使命，即寻找各种珍奇异宝，其中除了域外的奇花异木，还有各种异兽。长颈鹿、狮子等动物能够漂洋过海来到明朝，与郑和多次下西洋有关。其既是全球物种的交换，也承载着不同国家间文化的互动。

　　此外，郑和一行每次下西洋都满载丝绸、瓷器、铜、铁、麝香等几十种中国特色物产，同各国商民交换货物、进行贸易，购回如象牙、珍珠、珊瑚、香料等特产。交换的货物名目繁多，达11大类191种。

　　郑和船队带去优良的中国茶叶种子，途经暹罗时，曾分给当地农民栽种推广，遂传于中南半岛其他国家。郑和船队给爪哇三宝垄百姓带去了红豆(相思豆)，之后在当地种植，受到人民喜爱；给印尼巴厘岛带去了荔枝，该岛遂成为出产荔枝之地。

　　至明代中叶后，沿着郑和下西洋打通的海上丝绸之路，域外的粮食作物如玉米、番薯；油料作物如花生，经济作物如棉花新品种、烟草；蔬菜作物如南瓜、胡萝卜等陆续传入，相继成为中国重要的栽培物，改变了中国种植业的结构，适应了明代人口增速。胡椒、椰子、槟榔、香蕉等，也陆续成为中国岭南地区栽培的植物。

　　郑和航行的亚非区域，开启了全球物种流通的先河，推动中国与亚非诸国的区域沟通和货物交换，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新社记者：“郑和大交换”如何促成了“文明大交换”？

　　邹振环：郑和下西洋加快了通过海路将全球联成整体的速度，为15世纪末至18世纪数以千计的西方人来华做了交通准备。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海外新知识，也为明清中国人重新理解世界、认识海洋提供了助力，为全球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作了交通、技术和知识上的准备。

　　如果说哥伦布远航开启了全球文明大交换，空间横跨太平洋、印度洋直至东非红海的郑和下西洋，则是开拓了亚非海上丝绸之路文明的大交换。

　　“郑和大交换”的大多数物品让百姓大开眼界，民众的知识范围随之拓展。商品的区域流动对域内外民众的生产行为和思想观念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提升了区域内和各地区之间物质生活的相互依存，甚至极大冲击着原有经济体系。在深刻塑造区域经济格局的同时，“郑和大交换”还让明人在获取商品的便捷度、丰富度上显著提高。

　　中华文明善于吸收异域文明，也在与外来文化交流中成长壮大。最早与外部的交流主要通过陆路，后唐朝有海上遣唐使，宋朝又开辟了对日航线和高丽航线，但海上交流毕竟有限。我们关注的人员、物品、物种、技术和宗教的大交换，转折点就是15世纪的郑和下西洋。

　　“郑和大交换”具备大航海时代前区域交换的若干特征，也体现了亚非区域文明作为全球文明部分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它有助于认识和理解全球史中世界地区的变奏，将历史和今日的全球-区域发展史连接起来，为思考当下全球化时代议题提供经验。(完)

　　受访者简介：

　　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特聘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曾任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罗马大学、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著有《世界想象：西学东渐与明清汉文地理文献》《再见异兽：明清动物文化与中外交流》《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等论著，多次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著奖、华东地区优秀著作奖和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