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详情：　　五是，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要完善分配制度，促进机会公平，完善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等等。分配问题是二十大报告着墨较多而且新表述较多的内容。这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任务所决定的。这些论述和战略部署，为今后的分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分配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完善，有利于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鲁晓明在文中阐述道，“社会老龄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退出劳动者序列，转而进入受赡养者行列”，他引用了这样一组数据，“到2050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3.64亿，人口抚养比上升至50.15%。届时，将出现两个在职人员抚养一个老人的严峻局面。”。

-----主要功能------
　　杨伟民：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是质量与数量的统一，只有数量，没有质量，不是高质量发展；同样，只有质量、没有数量，也不是高质量发展。　　事实上，我国一直存在着“法定婚龄”和“政策婚龄”这两种形式，一份基于“五普”长表数据的研究展现了不同时期婚龄的约束效果。该研究题为《法定婚龄、政策婚龄下的民众初婚行为》，于2005年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中国人口科学》。~

------创新亮点----
　　该文记载，1983年到1994年，男性低于法定婚龄结婚比重都在35%以上，不过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早婚现象趋于减少，男女晚婚比重逐渐上升。~


《最后的情约会原始版》　　“《民法典》刚刚生效，短时间内也不太可能做较大改动。故如今下调法定婚龄并非适时可行。”徐文海在2021年发表的《<民法典>视阈下降低法定婚龄的可行性研究》一文中如此写道，但他同时提出，“政府应当厘清社会群众对法定婚龄下调的理解误区，明确降低法定婚龄只是起引导作用而非强制提早结婚，也可以向民众普及降低法定婚龄的社会效益，从而为下次改法调整法定婚龄做好铺垫。”